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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题而三命意 的《伶官传序》******

　　作者 ：詹丹

　　欧阳修 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盛衰之理 ，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 ，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 ，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 是中心句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 。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 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 ，说明“忧劳可以兴国 ，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 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 ，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的主旨” ，把第二处称为“结论”，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 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 ，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

　　不过 ，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 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 的 ，他还有着深入一步 的看法 ：

　　这篇文章 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 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 ，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 ，这是一篇 的主干 。其次，所谓“人事”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 ，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 的三层意思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 是主干，后两处 是“人事” 的具体表现 ，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 的逻辑关系。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

　　从逻辑分类看 ，后两处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 的范畴 。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 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 ，其间 的关系又 是步步深入的。

　　由于第一处提出 的观点“盛衰之理 ，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 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 是在一个宏观角度，提出了与“天命”相对 的观点 ，来构成盛衰之理 的具体内涵 。也就 是说 ，相对于纷繁复杂 的“人事”来说 ，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 ，只 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的一个概念 ，把传统 的认同“天命” 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 ，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 ，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 的框架 ，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

　　然得之孔劳 ，失之何速 ？岂不以骄于骤胜 ，逸于居安 ，忘栉沫之艰难，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 ，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 ；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 ，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 ，正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 ，所以在林林总总 的“人事”中 ，强调了人的行为上 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 。这样就把抽象 的宏观 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 的中观层面 。这当然是有庄宗 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 ，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 ，民多流死 。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 ，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 ？”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 。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 ，常为租庸惜财用 ，陛下虽欲有作 ，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 ：“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 ，虽祁寒盛暑 ，被甲跨马 ，不以为劳 。今居深宫，荫广厦 ，不胜其热 ，何也？”崇韬对曰 ：“陛下昔以天下为心 ，今以一身为意 ，艰难逸豫 ，为虑不同 ，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 ，常如河上 ，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 。”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 。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 ，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 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 的真切感受 ，而不听忠臣进谏 、尽受小人蛊惑，常常又 是关联在一起的。《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 ，胡三省加注感叹说 ：“郭崇韬之言，其指明居养之移人 ，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此外，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 的意思 ，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的 是 ，虽然庄宗后来 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 ，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 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还 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 。这样 ，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 ，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 的特殊性，也就 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 的特殊性 ，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 ，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 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 的意义所在 。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 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的观点句，就 是微观了（尽管结尾 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 的。在这过程中 ，作者所谓 的“虽曰天命”一句 ，似乎被抛到了一边 。我们固然可以说 ，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 。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 ，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 ，逸豫可以亡身”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 。”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 的 ，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 的普遍性、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 ，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 。而这 ，恰恰 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 的“天命”互为相通 ，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 的观念变化时 ，认为 是从“天谴的天向天理 的天 的变化” ，也就 是“主宰者 的天向理法 的天的变化”。唐以前 的人们习惯认为 ，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 ，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 。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 的挑战 。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 的《新唐书》 ，就讨论了“天谴事应” 的问题，并对此有所质疑 。在“五行志”中，认为后世之人 是在“曲说而妄意天” ，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著其灾异 ，而削其事应 。”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 ，正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 的桥梁 。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 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 ，成为一种规律时 ，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 的存在其实只 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 。不过，当人们总 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 ，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 的事，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 ，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双碳”政策将为国家绿色转型奠定重要基础******

　　中新网天津8月3日电 (杨子炀 庞喻文)3日下午 ，2022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的“碳中和：认识与实践”公共话题论坛在津举办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在论坛上表示 ，“这一轮 的碳中和政策动员 ，我们把它称之为‘双碳’或‘气候变化’政策 的主流化。相信这个阶段 的政策实践，将会为我们整个国家绿色低碳 的全面转型奠定非常重要 的基础 。”

　　“双碳将 是一场广泛而深刻 的系统性 的革命 。”中关村储能技术联盟理事长、中科院工程热物理所研究员陈海生认为，“衡量一个行业或者说一个产品，未来一定要增加一个维度 ，比如说原来一 是性能，二 是造价 ，那我们还要增加的一个衡量 的量 ，就 是碳排放 。所以说由于增加了这一个约束条件或者说衡量的量 ，那么对整个行业将带来革命性 的影响。”

　　伏羲智库创始人李晓东认为，选择一条绿色节能低碳 的经济发展路径 是很关键 的，所以一个必要路径就 是要做经济数字化转型，来发展数字经济 。

　　“从我们的实践上来看 ，最重要的抓手是建筑节能 。”远大集团党委书记 、集团副总裁、天津公司及近零公司董事长丁元刚表示，“如果不把现有 的能耗降下来，任何一种能源都替代不了，加上科技创新，我们通过实践发现建筑节能其实是比较容易 的 ，我们国家存量有大约600亿平米 的建筑，如果我们采用北欧那种被动房技术，或者甚至比北欧更好 的方式 的话 ，那么我们应该可以把现有 的建筑能耗降低80~90%。”(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